随着土家族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将土家族确定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生活于民族大家庭中，土家歌舞逐渐引起各级政府的注意和重视，艺术魅力得以展示。然而，跳丧舞作为众多歌舞中的一种，因其带有封建迷信和神秘巫术色彩被当作陋习禁止表演，文革期间则是无人谈及。随着老歌师(或称掌鼓师)的相继去世，一些歌词、技艺等没有承继下来，殊为憾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社会发展，禁锢的思想观念被打破，跳丧舞作为民族特有的丧葬习俗在追忆中慢慢复苏，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提倡下，赢来发展的春天，产生官方和民间的文化分野，其形式和内容业已发生变化，增添时代特色。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浦东公墓,

    跳丧舞毕竟只是一种在丧葬特定环境氛围中才能见到的民族习俗，其娱乐、健身、民族本色等健康蕴涵被掩盖。长阳县文化局在保存其基本形式和内容的基础上，吸收长阳花鼓子舞的特色，加以改进、推陈出新，将这一传统习俗歌舞改编成一套完整的现代舞蹈—巴山舞。以“半边月”、“靠身子”、“风摆柳”、“四合”、“喜鹊登枝”、“双龙摆尾”等六套舞语组成，舞曲为传统乐器合奏。舞姿优美明快、热情欢畅，成为具有鲜明民族气息的群众性联谊舞蹈，受到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欢迎。脱胎于跳丧舞的长阳巴山舞成为土家节庆和民俗表演的经典曲目，男女老少耳熟能详，闻曲起舞。不仅保留其民族性，而且兼俱科学性、大众性、娱乐性，深受土家人民以及参观旅游者喜爱。2000年底在全国举办的广场舞比赛中，长阳巴山舞获得文化部颁发的群星奖金奖，被国家体委确定为一种向全国推广的健身舞蹈。神神秘秘、遮遮掩掩的土家跳丧舞几经周折终于揭开朦胧的面纱，与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要求相吻合，改头换面，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在民间，作为丧事习俗的跳丧舞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进步，渐为兴盛和流行开来，也影响土家聚居区其他民族以及周边区域居民的风俗习性。除保留基本舞步和唱词内容外，也有创新和发展，一些禁忌被打破。根据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其变异主要表现为:

    一是舞者对象发生变化。不单单走“顺头路”，正常死亡的老人要举行跳丧活动，因公殉职人员和德行出众的青壮年乡民死后，土家民众也是自发送葬，通宵达旦劲舞，高声唱和死者生前的生平事迹，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和纪念。

    二是舞者身份正在发生改变。原先国家公职人员一般不参与，妇女则更是大忌(仅为观众身份)，主要是土家乡村男子老少参与，现今乡村干部、各行各业人员与乡民关系和谐，不再受迷信思想束缚，也积极参与其中，表达对死者的崇敬和家属的慰籍，甚至在长阳资丘、五峰县城等城镇出现女子跳丧极不寻常的景象。但在土家乡村山寨妇女跳丧依然是民之大忌，必然会遭到死者家人严辞拒绝。

    三是跳丧舞向商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除了乡民主动参与外，孝家为了把丧事办得热热闹闹，有时也请专门人员来跳丧，封包答谢或物质酬谢(酬金或礼品一般不丰厚)，于是形成了一些专门从事跳丧的人员。人员为乡民自发组成，以歌师领头，管理松散，不以赢利而以帮忙为主要目的。有时也到殡仪馆为即将火化的亡者，“闹”上一夜，这种情形大多发生在城镇。在乡村，“听到丧鼓响，脚板就发痒”，不会跳丧的男子极少;另外丧家的各路亲属也会自动带来一帮跳丧者“凑热闹”，有时形成几帮汇聚，争风斗技，达到跳丧的高潮。各处风格汇聚，原汁原味交流，既有利于增强民族共同性和凝聚力，也有利于习俗的传承。

    四是唱词内容发生变化。除歌颂生产、生活、爱情等内容增多外，歌颂政策方针、生活变迁、祝福丧家等政治、社会、亲情的东西也常见起来，赋予跳丧舞新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如长阳的丧歌词唱道:“孝信出门到东方，东方升起红太阳;个个思想红，全家都荣光。孝信出门到西方，金黄的谷子堆满仓;家家有储备，户户有余粮。孝信出门到南方，六畜长得真兴旺;畜牧大发展，祖国多富强;孝馆出门到北方，祖国建设真辉煌;千年的历史大变样，幸福的日子万年长。”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演进愈来愈烈的今天，民族习俗和个性特征逐渐被吞食和悄然逝去，而跳丧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获得新生，发出绚丽的光彩，不能不说是土家人的幸事，更是国家民族繁荣富强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