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作为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模式，在中国千年的历史中己经成为固有的意识植根人民心中。一种社会意识，如果在长时间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便会形成一个固态，没有流动性，它的弊端便会慢慢滋长，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民。就如丧葬中的下葬来说，到明清时期，惑于阴宅能够保佑子孙后代的风水观念，有人停枢数月甚至数年，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己经违背了最初孝道思想，更多的是想凭借长辈的遗骨，乞求自身的富贵而己。这种根深蒂固的固态意识，想要得到改变，必须从支持其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方面着手。终于在封建的专制王朝灭亡后，弊病颇多的传统葬俗迎来了革新演变的时刻。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民国时期贵州汉族葬俗变化的推动力来自于政府和先进人士的团体，这两个群体几乎代表着当时贵州在近代史发展中的新力量，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接受到的是新的思想文化，行使的是新成立的国名政府的职权。但是，尽管他们代表新的力量并且拥有一定的权力，但是他们仅仅是当时社会的小部分人，不管是中国还是贵州，当时社会的大部分群体是落后的农民。他们是落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代表，意识传统落后，文化水平就像他们手中的生产资料一样地极其缺乏。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意识己经形成固态，不易改变。正是这两者在各个方面的差距，民国时期的贵州丧葬礼俗的变化呈现出群体性的特征:政府和先进人物、团体号召改善传统丧葬，实施新式追悼会，并且将政策落实到实际中。例如统治贵州的大军阀周西成、曾任贵州省长的任可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大夏大学教授谢六逸、留美归来，任国立浙江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的梅迪生等，民国时期在政界、军界和教育界的这类人去世后，都采用追悼会的形式，还有一些选择公墓下葬。其中“谢六逸葬于贵阳六广门外黔灵山与八角岩之间的中华圣公会墓地。”他的妻子去世后也安葬那个于此，以及后来因胃癌去世的梅迪生先生去世后，亦是葬于此公墓。此外，实行新式丧葬包括学校机关、革命团体及政府一些机关，都采用追悼会的形式办理国葬、公葬的丧礼仪式。

    而在民间，包括农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工人等普通百姓大多继续实行传统丧葬的仪式。特别是在黔东南、黔西南等偏远的乡镇、农村地区，交通不便、通信闭塞，他们的生活不说为与世隔绝，也可以说是与时代的步伐脱节的。在这部分群体的意识中似乎己经认定传统仪式，甚至对追悼会为何物都未曾听到过。虽然在这些群体之中，新式葬礼的出现率很低，但是不代表这个时期，该群体的葬俗没有发生演变。经济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以及迫于政府政策改革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传统丧葬中的一些弊病逐渐被批评并衰微，厚葬的现象逐渐减少，停枢不葬以待风水吉日的习俗基本消除，丧礼持续时间大大减短。简而言之:政府和民间对待传统丧葬持两种态度，呈脱节状态，风俗的改革就像是政府和社会团体唱的一场独角戏，而大部分的普通人仅仅像看戏的观众。他们看完追悼会、公墓下葬的戏码后，回到家依然沉醉于的植根于心中的丧葬仪式。这便是所谓丧葬变化的群体性。

    地域特征上，贵州的葬俗的变化，受经济、政治、教育和交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致呈现出三级形态的模式。第一级，在贵阳、遵义、铜仁、安顺等一些较大的城市出现新式葬礼和公共墓地。例如贵阳花溪建立的市公墓、中华圣公会公墓，遵义李子坡教会公墓、旗杆山天主堂公墓。至民34年(公元1945年)“贵阳、铜仁6个市县己修建公墓”;第二级属于离主要城市较远的市、州及县地区，如黔西、开阳、绥阳、桐梓、平坝等地区，传统丧葬变化较大，丧葬仪式由繁向简演变、迷信和厚葬等弊端备受批评，并逐渐衰微。如《开阳县志》中记载，该县新旧葬俗共同存在，有大部分人依然使用旧式的葬俗，但将其简化，同时亦有部分人舍弃旧有的丧葬仪式，取消开路、择吉等迷信形式，使用新式的追悼会形式。第三级便是荔波、八寨、三合、赫章、镇宁等县，属于贵州西部、南部偏远以及与少数民族分布较广的地带，即使在国民政府内迁后，由于交通的阻碍，经济文化发展异常困难，葬俗最为传统，迷信色彩也最为浓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三级地带中的葬俗其实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不是呈梯形的明确区分，而是处于渐变的状态。在第一级地区依然存在传统丧葬，并且广度不小。第二级区域也同样是新旧葬礼并用的状态。

    除了政治、经济等发展滞缓因素之外，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第三级地区丧葬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就像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说的:“生态环境环境不同，处于相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目的的自然环境过程中，却创造出不同特点的文化!”葬俗的演变本就属于文化的再创造，第三级地区大多属于贵州山区，远离政治经济发展区域，连绵不断的山脉禁锢了人们脚步，也束缚着他们文化的发展演变，使得该地区的葬俗演变也较为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