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在患者及其亲朋的预期中展露自身，死亡由遥远的、偶然的他人事件“变脸”为迫近的、必然的属我事件，这构成了医务工作者解蔽死亡的实践路径的起点，医务工作者己经“起跑”而未臻“终点”。医学实践延迟了死亡的发生，贡献着生命意义的增量，医务工作者因具备延迟死亡的伦理效应获得了解蔽死亡主体优势性。“自然死亡己死亡，医学引导人们出死入生呵月的期望是医务工作者解蔽死亡的写照，医务工作者的角色将在生命的守护者的基础上获得解蔽死亡的教育工作者的内容。医学实践中众多的条件可作解蔽死亡之用，例如，妇产工作作为人类物种生命演进的重要阶段是展现生命物种背景的绝佳时机，因妇产工作被专业化为干瘪的技术而浪费了该时机;再如，短期致死病患者、老年病患者的主治医生作为死亡病理的鉴定人成为解蔽死亡的绝佳人选，常常借“善意的谎言”使得很多人到死还抱着永生的幻想而扼杀了生命意义的最后生发;其他医务工作实践也与解蔽死亡紧密相系而具有代言生命的感染力，只是往往在延迟死亡的技术进步背景中忽视了人文责任。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死亡在丧属的面前显露，死亡由迫近的、必然的属我事件“变脸”为现实的、存在的属我事件，这构成了殡葬工作者解蔽死亡的实践路径的路标，殡葬工作者滥用了该路标。遗体成为逝者死亡的证据，丧属常常以彼岸世界作为永生的辩护词，殡葬活动的不当在于作为“彼岸世界”的摆渡者怂恿了辩护，这种处境成为殡葬工作一切误解和歧视的根源。殡葬活动中的众多过程可作解蔽死亡之用，例如，遗体接运工作常常在死亡发生不久后就开展，遗体接运工作者作为与丧属最初会面者是生命物质系统稳定性崩溃的见证人，恰当的情绪安抚、深入地开展个体生命更替的必然性和积极性的教育是遗体接运可以担当的责任;再如，殡仪服务员的工作贯穿了整个殡葬活动，通常由殡仪服务员组织、主持的遗体告别仪式具有多类社会功能，殡仪服务员可以借用仪式的过渡作用在肯定逝者基本(特殊)社会贡献的背景中加载内因性死亡、生命的意义等内容;还如，遗体火化、骨灰(遗体)下葬的过程是处理遗体、哀悼、祭奠的阶段性收尾，同时也是丧属再次修正生命意义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