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被遮蔽的死亡使得深受苦难而幸福渺茫的人们在虚假的彼岸寻求异化的生命存在，向死亡外借了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决心。被遮蔽的死亡增强了人们对痛苦的耐受力，为提供虚假的幸福开启了后门，由此而获得了忍受苦难的理由。被遮蔽的死亡以诱人的彼岸引发了人们的生命奢望，以此奢望支撑着失去精神的肉体，由此而圆说了死亡遮蔽所伴随的谎言。被遮蔽的死亡作为人类应答生死课题的权益之举，因政治文明、科学技术、人文思想多方因素的促成，在曾经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人类将死亡遮蔽在我们的感官和思想之外是因为生命的苦难太多而幸福较少，将永生作为心理补偿、将不死作为精神寄托、以生命奢望来平复生命的失望。当代人类完全有能力在现实中通过自身的努力追求并获得幸福，“幸福具有普遍性，对全体人类而言，幸福是他们共同对生命的美好期待”困，人类己经无需以“死后世界”的谎言作为我们获取幸福的寄望，“死后世界”谎言的积极性由当代社会为个人和人类提供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所替代。我们在生命中获得了死亡的认知力和接纳性，我们无需在自足的生命之外设立虚假的存在，生命的奢望逐渐被扬弃而保有理性的希望。被遮蔽的死亡的积极意义失去了其立身的社会基础而趋于覆灭，解蔽死亡成为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

    生命在物种的背景下、死亡在个体的功能中获得了统一性，生存和繁衍成为生命意义的根基，因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形式。死亡作为生命的内在功能被认同并用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生存和繁衍需求最大满足后的死亡才合乎生命本性，这是生命伦理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摒弃生命幻想的依据和确立生命意义的基础。生命的意义因其与死亡的内在联系而回归自身，即使生命中少量的苦难和偶发的缺憾也因为生命意义的确立而得以消除或补偿。随着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人类的苦难减少而幸福渐满，用于克服落后的社会影响而生发的“死后世界”被扬弃，宗教和迷信己经被社会现实所解雇，解蔽死亡的实践条件己经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