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观念由阴阳说、五行说发展而来，关于阴阳说与五行说的起源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阴阳与五行的意识起源很早，而后经历了前诸子时代的发展，并在诸子时代为各思想家所运用。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阴阳家学派，其代表人物邹衍把此前出现的阴阳说、五行说统辖起来，予以系统化的整理与发展，开了阴阳五行观念的先河。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浦东公墓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对阴阳五行观念的阐述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阴阳五行宇宙观，阴阳家用阴阳五行来阐述对宇宙时空的基本认识，阴阳二气相互依存又此消彼长的互动被看作是宇宙运行的动力之源，而金木水火土被看作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五行相生相克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内在缘由;其二是阴阳五行学说，这部分内容是阴阳家根据阴阳五行宇宙观提出的政治理论，主要包括五德终始说、四时月令说等。然正如吕思勉所说，“邹子之学，非徙穷理，其意亦欲以致治”，阴阳五行观念的实际落脚点并非仅仅在于用阴阳五行来论证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即在我国传统哲学中称之为“天道”的事物，它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用“天道”规定“人道”，将万事万物纳人“法天”的体系中，以此规范统治阶级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打通“天道”与“人道”的隔绝。为此，邹衍又提出了天人相应、灾祥微应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也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这些记载虽未明确祥瑞以何种形势出现，但却已足够说明邹衍已初步完成了阴阳五行观念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初步嫁接。

    到西汉初期，“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天人感应思想，使其成为自己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正如钟肇鹏曾指出，“董仲舒以儒学为核心，吸取了阴阳家的思想，炮制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汉代丧葬文化而言，董仲舒的阴阳五行思想将自然现象引人政治人伦，为丧葬文化中的尊卑等级规定背书，这一思想在对汉代丧葬文化进行解释论证中随处可见。董仲舒认为“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白虎通义》承袭董仲舒的思想，提出“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也就是说君阳、臣阴，父阳、子阴，夫阳、妇阴。而“阳贵而阴贱”，身份卑贱者为身份高贵者服丧就具有了与天俱来的合理性基础。汉代丧葬文化的内核就是“孝”，经董仲舒阴阳五行说的阐释，丧葬文化中的“孝”不仅是一种自我情绪的表达，更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拟“父子之孝”的“君臣之忠”同样附会着这一理论，也正如《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所说:“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