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儒家礼乐思想体系中，礼与乐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礼从外部对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进行教化、约束和规范;而“乐”则从内心感化、诱导人们对“礼”的认同和自觉遵守。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沉淀期，礼与乐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萌芽，如原始人在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的祭祀仪式上的礼节与舞蹈。而后经过夏、商二代的发展，特别是殷商时期以乐为治的发展阶段，到了西周，礼乐文化的主要表现是礼乐制度的完备。从《周礼》、《仪礼》、《左传》等历史典籍来看，西周建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礼乐制度，使礼乐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礼乐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礼乐制度难以为继，于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不过，当时崩坏的只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礼乐，而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及教化价值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师的挖掘和阐发，得以流传，对汉代的政治统治、文化教化、礼乐文明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浦东公墓

    儒家礼乐思想的核心价值主要有:其一，别异。即区别人伦关系以及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这是等级社会得以存续的基础，也是礼的本质属性，正如《荀子·乐论》所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其二，适中。《荀子·礼论》云:“故其立文饰也，不至于窕冶;其立粗衰也，不至于痔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也。”适中近乎于“中庸”，重在立足于让事物处在最舒适的状态，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从而使整个社会实现和谐融洽的状态，适中是儒家礼乐思想的价值要求。其三，相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相称”是“别异”的具体补充，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人应使用不同的礼乐，而这种不同所遵循的标准就是尊卑贵贱、长幼有序的等级，唯有遵循“相称”的标准来“别异”才能实现等级社会的有序运转。其四，和同。《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是法天而作，礼是仿地而制。乐，体现了天地间的和谐有序;礼，体现了天地间的差别秩序。因其和谐，所以万物都能融洽共处;因其秩序，所以万物都又各有差别。这是儒家礼乐思想的终极目的。

    至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为教”，儒家礼乐思想遭到严重破坏，但秦短短十五年而亡，紧接而来的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重新将儒家礼乐思想运用到政治统治之中。《白虎通义·礼乐》有言:“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说明统治阶级制定礼乐就是为了用礼和乐来节制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最终实现民“莫善于礼”，进而维护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统治。儒家礼乐思想被广泛运用于汉代丧葬文化之中，如打破先秦“丧事不言乐”的规定，创立了挽歌制度，再如在遵循礼制中的等级观念前提下，在礼的具体表达中又充满了对行礼者内心情感的包容，如在“君为臣纲”的文化背景下，也有“臣下有大丧，不呼其门者，使得终其孝道，成其大礼”的规定等。儒家礼乐思想让汉代丧葬文化在森严的封建礼制规定下，又充满了浓浓的人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