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道德情感催化的特殊情境。仪式音乐的力量主要体现在音量和音效层面，二者都作为表意符号并赋予象征意义，运用乐音、噪音和心音使人的内在情感得到升华和加强，从而达到物我合一、情从景生。《礼记·乐记》曰:“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葬礼中的音乐时而低沉凄婉，时而激越悲枪，在回环往复中渲染着悲伤的气氛，激发着人的情感结构，使人的行为态度发生变化。清朝顺治年间英都地区开始用大鼓吹奏哀乐，一者表示隆重，二者期望感天坳地。西北乡村多用唤呐吹奏哀乐，高音项呐的低音区略带沙沙声，发音厚实;中音区的音色则是刚健、明朗;高音区发音响亮，尖锐刺耳，极能彰显民间葬礼仪式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n)通过对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中观念与行为的研究，把联觉与交感、身体行为和言语行为结合起来，断言“音乐是文化”，并创立了“声音一概念一行为”的研究模式。《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陈来教授解释为，礼所管辖的是人的外部行为、面貌、形式，使人文饰有度，礼并不能发生内在的感发作用;乐所要达到的作用是培养化育人的内在情感，使内在情感得到流露抒发。葬礼中的音乐对这种体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随着哀乐的鸣响，人们禁不住触景生情、潜然泪下。葬礼中的音乐还能够加深人们对“创伤”体验的思索。失去亲人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创伤”，尽管趋乐避苦是人之自然本性，但是经过困顿、灾难等“创伤”磨砺之后，人们将会对苦乐感乃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获得更为深刻的体悟。

    总的来说，任何个人都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产物，个人的愿望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的条件、时尚、习俗、思想和观念决定的。个体品德的养成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历史文化的传承、共同体内部情感的积淀、价值概念的推演、意识形态的导向都会对个体人格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情感、音乐、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机制，在其激发下导致的直觉和想像等非逻辑力量，可以弥补逻辑思维的不足，拓展人的道德认知。葬礼作为关乎个体价值评判而自身却无法见证的重大人生仪式是分离的个体走向未知世界的最后注释。葬礼仪式既是民间传统信仰的乡土凝结，又是社群共同情感、心理、价值的交互纽带。它能够营造一个宽广厚的文化动力场所，使个体人格在心理场、文化场、符号场和主体交互场的共同作用之下转换、生成、确证，并在交往实践的双向驱动中，使主体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各个民族不论其葬礼仪式的具体过程差别如何，其核心都是通过某种道德的普遍性来追思人类认同的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维系特定种族、宗族、群体团结所依赖的共同的道德情感，坚定人们信奉的信仰体系和人格范式。可以说，揭示葬礼仪式内在的品德培育机制，解析道德品质形成的机理与行为结构，对弘扬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