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葬礼仪式里，符号是人的实践理性的直观表达，演释着超越时空的意义体系。涂尔干认为，本质而言空间表现为感官经验材料最初达成的协调，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前后之分，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成为空间划分的来源。皮亚杰(Jane Pi-aget)指出不要从动作的对象抽象，而是要从动作自身进行抽象，动作水平的协同动作是以后思想中的逻辑结构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周易》以“数”为基础，通过“数”的推演，借助卦象与事像之间的对应关系象征对应的各类现象，这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超越了具体性思维的原始阶段。在漫长的岁月中，葬礼中的仪式动作经过抽象、提取、内化演变为人的思维、逻辑观念系统，阐释着仪式本身的内涵。葬礼中的哭丧棒原指亲人痛苦过度，随手拿来以保持正常行走的木杖。而当木杖成为表征悲痛的符号之后，便具有道德规范的意义，木杖成为表示亲人悲痛的外在符号。符号及其意义系统在共有的时空秩序中解释着仪式现象，展示体系内的相互关系，在极端情况下，符号还能够超越与意义系统相连的因果关系，而独立地自行繁殖衍生观念，成为一套完整的思维符号表达系统。比如丧书原本依附在葬礼仪式的语言系统之中，但也可以不受语言的限制而独立发展;葬礼中的悼词和音乐有时可以脱实体自我组织生成新的观念模式，而人的感性抽象物甚至可能脱离意义系统，自行建构纯粹想象的理念世界。符号衍生的原因在于葬礼仪式空间的神圣性。葬礼营造的是一种宗教意义的时空，时间不仅仅是对我们过去生活部分或全部的纪念，还是抽象的和非个人的框架;时间既不是均质的也不是绵延不断的，而是可逆的，死亡被作为一种新的精神性存在的开始。早期社会土葬被认为与原始社会的灵魂信仰有关，将形骸回归于地，使其魂气得以归天，安住在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