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商代殷人将符号刻在甲骨文上进行占卜，殷人迷信鬼神，凡遇大事均要反复占卜问卦后方行事。商代占据统治地位六百余年，随着周武王伐封和时代的变迁，人们积累的经验越多，就越对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周公旦辅佐周成王建周洛邑(即今洛阳)，又称“东都”。《周书·洛浩》中记载:“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渡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渡水东，亦商周时期，商代殷人将符号刻在甲骨文上进行占卜，殷人迷信鬼神，凡遇大事均要反惟洛食。评来以图及献卜。”可见占卜在迁都选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新旧统治势力和阶级不断交替，各种改革、变法不断。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卜宅相宅在民间逐渐发展起来，并且渐渐地系统化。阴阳学说、八卦五行等百家争鸣，形法派的理论也方兴未艾，同时涌现了一大批城市建设和建筑规划理论著作如《考工记》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现了秦朝的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帝国。五行图宅的相宅术在此时逐渐发展，五行图宅又叫“五音相宅”、“五音姓利”，运用“宫、商、角、微、羽”和“金、木、水、火、土”以及姓氏发音来测算吉凶。秦朝末年，黄石公著成《青囊经》，晋代郭璞所著《葬经》(又称葬书)多次引用《青囊经》，唐代杨箔松和曾文迪亦是在《青囊经》的理论体系下进行拓展延伸。
汉代，“月令图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解释了风水理论在建筑选址布局中的运用原理，且与“黄道”相结合，使得皇家和民间“求仙”风气愈演愈烈，此时出现的一系列著作如《宫宅地形》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迷信色彩。而此时的阴宅风水著作一一青乌子《葬经》的出现，总结了来自于道家的“气”的观念;管烙《管氏地理指蒙》则被认为是影响后世环境观和居住观的天地之学经典之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南北文化不断融合碰撞。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时期文人雅士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是老庄无为思想的一个侧面表现。而他们所构筑的庄园，别墅正是这种大气候的产物，因此，在魏晋园林的意境构成中仍能嗅到玄佛思想清淡、纯美的气息。
唐代推行佛道，使得风水理论的迷信成分加强。风水理论经历了千年的发展，理论体系渐渐趋于成熟并且有所创新。杨箔松著有《撼龙经》《青囊奥语》等，开创了“峦头派”(即“形势派)，杨公为嘻宗时期的国师，弟子众多。杨公的风水理论不仅将峦头派的的理论推向高潮，在《十二杖法》中总结了12种类型的图示并给出了吉凶的判断，还结合了理气派的理论，使堪舆术数得以传世。
宋元时期，宋明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等逐渐成为哲学基础。特别是南宋，理气派得到了大发展，在此时期亦涌现了一批风水大家，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如赖文俊(又称赖布衣)的《催官篇》，蔡元定的《发微论》等。这些理气派著作直接地促进了元代形势派理论和理气派理论的分流。罗盘这种重要的工具己经得到广泛的使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太极和阴阳八卦的图式和阐释理论，也被风水学吸收发挥。
明清时期，因为明清皇室极其重视陵墓选址与修建，形势派的理论在此时仍然备受重视。官方编写了一系列书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阳宅十书》等都对风水的相关内容做了收录与整理，如《阳宅十书》，特别对山体景观进行了命名。理气派各家则摒弃各成一派，由八卦和五行确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关于吉凶的理论体系。因此，继宋元时期形势派和理气派分流之后，在明清时期两派合流，有“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峦头为体，理气为用”的说法。在此时期，亦有不少名著传世，如蒋大鸿《地理辩证》、《平砂玉尺》，沈竹扔《沈氏玄空学》，《八宅周书》、《八宅明镜》，徐善继、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等。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动荡与战乱，风水行业日渐衰微，导致“邪说横流，几至湮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谈养吾《三元地理大玄空路透》、俞仁宇《地理学新义》传播了正确的的风水。改革开放以来，风水理论逐渐解禁，越来越多的建筑学家关注到建筑与风水之间的关系，继而涌现出一大批建筑风水学者，如亢亮《风水与建筑》、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程建军《风水与建筑》、俞孔坚《风水的文化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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