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描述了大小十余次丧礼，这构成了由人物、器物、事件共同搭建的完整仪式流程。许多红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丧礼描写的民俗学价值和叙事美学意义，但对于丧礼的本质功能多有忽略。

    周公制礼作乐及孔子对“礼”的强调，使得礼不仅在观念上更在事实上取得了绝对的合法性。儒家道统体系内的礼并非五四学者视野中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恰恰相反，礼是缘情而作，不仅是根据人的自然情感设计而成，其目的更是为了建立一套符合“人情”的理想秩序—礼是维持秩序的规则，是表达情感的“仪式”，其中包含着身份认同、心理满足、情感需求等诸多功能，更是表达理想和价值的“节文”—“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表达和调节情感的礼首先需要面对的便是如何对待死亡，尤其是如何对待亲人之间的“死别”，故《礼记》将丧礼置于六礼之首:“夫礼，必本于天，殷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射、御、冠、朝、聘。”

    “丧礼，哀戚之至也。”丧礼是表达哀情的出口。孟子指出丧礼源自孝子仁其亲而生的侧隐之心。“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纳姑曝之。其颖有挑，脱而不视。……归反蔓但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孟子将情的表达视为丧礼产生的起源，作为仁之一端的侧隐之心是直接催生出墓葬形式的情感根源。由情而生的丧礼以外化形式抒发内在情感，这即是丧礼的本质。荀子讲求丧礼“称情以立文”，认为“礼以顺人心为本”，以礼统情是礼的功能表达。朱熹也认为“貌以表心，服以表貌”，认同丧礼是透过外物表达内情的方式。从另一角度看，丧礼既然是表达哀情的方式，那么也可作为检验人情的标尺。《论语·阳货》记有宰我与孔子讨论将服丧期缩短至一年的对话。孔子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答“安”。孔子认为宰我哀戚之情短暂而孝敬之心虚化，不仅违反了丧服制度也破坏了丧礼原义。可见丧礼在抒发情感之余还能以制度形式引导情感的纯粹走向，借助礼制创造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表达哀情，以使丧礼的情感本质无反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