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西周时代的遗言在表达方式方面大多以叙事与议论相结合，如《顾命》所载周成王遗言，先讲故事，然后加以评论引申，最后表达对遗言接受者的训诫和期望。春秋时代的达遗言者对政治、人生的观点和遗训。

    再次，因为礼典实施以及遗言发布者的个人权威及社会影响，西周时代和春秋时代的某些遗言遗训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被经典化，成为治国修身的准则。最为典型的是周初文王、武王等明君的遗言，成为后世人们争相征引的经典。春秋时代卿大夫的遗言，被经典化的如子产的遗言。《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钾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茬符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崔符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沱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缘，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道’。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子产临终遗言嘱咐继任者子大叔，为政当以宽猛相济。大叔初不以为然，执政以宽而不忍猛，结果导致“郑国多盗”，一度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才悟到子产遗言遗训所蕴含的道理，进而以猛济宽，国得以治。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子大叔为子产的政治智慧所折服，把子产的遗言当作为政的最高准则。上引孔子对子产遗言的评价和发挥，进一步说明，子产强调以“中”、

  “和”治国的思想。子产去世后不久，他的遗言己经成为为政者的经典了。

    最后，从语体风格来看，遗言总体上保持了“礼辞”的庄重雅正风格，这表现在一些礼仪专用词汇的使用上，如《顾命》载成王遗言、《左传·隐公元年》载宋穆公遗言即是。到了春秋时代，有的遗言的语体风格逐渐趋于平易化、口语化，也有使用引证、比喻等修辞手法的。如上引《左传·禧公七年》载楚文遗言平实如道家常，《左传·嘻公二十三年》载晋狐突遗言，引“古之制”以明志，《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子产遗言以水、火比喻政之宽猛，等等。这种语体风格上的变化，是周礼的崩坏所引起的。虽然如此，春秋时，如果贵族在嗣位前未能得到遗训，仍被视为缺憾。《国语·晋语》载: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若见垒培，是见寅与吉射也。”尹铎往而增之。简子如晋阳，见垒，怒曰:“必杀铎也而后入。”大夫辞之，不可，曰:“是昭余雄也。”

    邮无正进，曰:“昔先主文子少衅于难，从姬氏于公宫，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失赵氏之典刑，而去其师保，基于其身，以克复其所。及景子长于公宫，未及教训而嗣立矣，亦能幕修其身以受先业，无谤于国，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难。夫尹铎日:‘思乐而喜，思难而惧，人之道也。委土可以为师保，吾何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鉴而鸡赵宗乎!若罚之，是罚善也。罚善必赏恶。臣何望矣!”简子说，曰:“微子，吾几不为人矣!”以免难之赏赏尹铎。初，伯乐与尹铎有怨，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辞曰:“吾为主图，非为子也。怨若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