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墓地征收冲突爆发的标志就是农民群体开展维权行动，主要表现为集会、越级上访、阻止施工、甚至采取打、砸、抢等极端方式。墓地被征收的农民会因为补偿款的利益问题结成共同的身份共识，在利益共同体地身份认同下凝聚起来，产生利益一致性的行动目标，推动墓地被征收的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展开。在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农民弱势地位的弱者身份既能博取社会同情，还可能因为地位的不对等性而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在社会舆论的发酵下，墓地征收冲突可能愈演愈烈。非正规渠道的维权途径利用了地方政府的维稳心理，为农民的维权带来希望，增加补偿，但是这种维权方式是一种肋、迫式的对抗性维权，而非一种民主协商式的维权，有赖于政府官员的维稳心理，而这种依赖性和不稳定性导致墓地征收冲突爆发的频繁性。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浦东公墓,

1、社会机遇唤醒农民主人翁意识

    征地冲突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机遇的影响因素。社会治机遇指能够影响人们对社会参与的期望，为集体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和行动环境的社会社会因素。比如媒体将民众的问题扩大化，形成广泛讨论的社会舆情;向民众开放社会参与的渠道等。社会限制是和社会机遇相对的阻碍社会参与扩大化倾向的限制因素。社会机遇能够解释集体行动的发展趋向，是代表集体行动发展情况的自变量。当国家出台征地补偿制度或者地方政府有提高征地补偿额度的倾向，那么这种社会机遇就会导致征地冲突的增加。社会机遇和社会限制是衡量集体性行动的动态变化因素。当社会机遇在社会限制的范围内出现，那么群体的利益表达就有了行动条件。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农民群体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等，社会限制之中的社会机遇为农民群体的维权行为创造了有利环境。如果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利益驱动下，违法征地而忽略地方政府的服务功能，那么农民群体在社会机遇的影响下敢于对违法的征地行为或者合法征地过程中的不正当不公正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主动性的维权。

2、弱者身份认同导致农民形成利益共识

    征地冲突的形成离不开身份认同的强化效应。“弱者的武器作为‘隐藏的文本’在农民的日常抵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内集体行动中，以弱者身份为武器也较为常见，但运动成本的关键是构造集体认同感”。利益是农民群体集体行动的源动力，也是墓地征收冲突爆发的根源。当农民群体认为基层政府的征地行为侵犯自身财产权，那么农民群体就会在维护财产权的共同利益目标驱动下实施集体维权行动。政府征收墓地，农民期望的不仅是土地价值的本身补偿，还有埋葬亲属迁坟的精神补偿，对公平公正交换行为的认同，为农民群体集体维权提供目标指向。在组织外在管理松散状态时，弱者身份的普遍认同提高了农民群体的内在凝聚力。弱者的地位为联合行动提供了必要性条件，成为农民群体集体维权行动的心理动力机制，推动了乡村墓地征收冲突矛盾的激化。

3、社会资源集聚扩大了征地冲突的影响力

    征地冲突的形成离不开社会资源的集聚效应。弱势群体的集体维权行动如果获得了社会资源的支持，通过情绪感染、社会舆论、外界影响等方式，在社会媒体的放大作用下发酵。公众在网络空间中发表社会舆论，使社会矛盾网络化，借助信息网络的高速传播力，放大为社会性话题，从而使征地矛盾获得高层关注，从上至下的推动问题解决。最后，墓地征收冲突矛盾的激化过程体现了农民群体对地方政府表达意见和不满的逻辑递进。被征收墓地的农民最开始会选择上访等合法途径低成本的维护自身权利，如果政府能迅速响应采取双方满意均衡的处理效果就能将矛盾化解，如果得到的是地方政府的无效回应，农民群体会选择非制度化的表达通过非法的维权途径以期获得上级政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