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的生活空间一般包含了家宅、家坟、家祠三个家族文化单位，佛教进人中国后，弥补了中国文化中对个体精神生命关怀的缺失，士大夫群体敏锐地意识到“家宅-家祠一家坟”这种三家文化模型中的缺陷，通过舍宅为寺将佛寺引人原有的家族空间中，拓展了原有空间的职能，形成完整和包容的“家宅一家寺一家祠一家坟”的“四家”的家族文化集群模型。舍宅为寺不同于施资营建功德寺，多数舍宅者继续在寺院内或者寺院附近居住，家宅与佛寺仍然属于同一空间或者相邻的空间，在大的活动范围上属于一体状态，这在中晚唐士大夫舍宅所建寺院中非常普遍。在宅与寺附近通常还有家族墓地、家族祠堂。阎立本在玉山舍宅所建普宁寺、智门院、东山寺三座寺院，闻氏墓地、祠堂也在附近.陆赞舍宅扩建能仁寺附近即是陆宣公祠，至明代陆氏裔孙陆光祖撰写《能仁寺禅堂碑记》时，能仁寺与陆氏子孙共存已经800余年，从碑记可知能仁寺屡经重扩建，陆氏子孙后代也一直居住于此。

    在新出土的裴休从子《裴搞墓志》中记载，裴氏后裔依然居住在济源别墅，即与裴休舍宅所建化城寺处于同一空间，而济源裴氏祖坟也在化城寺附近的博爱里酒奉村。明天启四年游应运撰写的《云峰寺》碑记中，可见其家祠、家坟与唐代游文舍宅所建云峰寺俱相毗邻，游氏后代已经在此居住800年之久。牛僧孺舍宅所建至定寺，清代邑令张齐圣撰写《至定寺碑记》中称“牛氏家世砖斯”，牛氏后在至定寺附近居住千年之久，牛僧孺手植银杏树也依然在至定寺。席温舍宅所建翠峰寺旁有其三子各自的住宅，分称上席、中席、下席。蔡赞舍宅所建的方广寺旁边就是蔡侍郎祠，他父母墓地就在九十步处;曹建舍宅所建招提寺东就有曹使君祠;晚唐宰相刘邺舍宅建太平寺，墓地在寺院西北三里;王维去世后也葬在清源寺附近。从众多史料中可以看出，士大夫意欲建立一个“家宅一家寺一家祠一家坟”的家族文化集群，这四个文化实体有不同的职能分工:家宅供家族成员生活居住，用于安置现世生存与发展;家寺是家族成员礼佛的信仰空间，用于安顿信仰，象征着彼岸与来世;家祠用于祭祀天地与先祖，慎终追远，并展示家族过去的历史与荣耀;家坟埋葬逝去的亲人，用于安置亡故的遗体。在功能上，“四家”文化集群为家族成员构建了一个可以满足生活、培育后代、祭祀、信仰、安葬等从物质到精神需求的完整家族文化空间，具有功能上的完整性;在内容上，形成了一个包含多样文化的综合文化场域，内容涵盖了儒家、佛教、宗法等多元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包容性。正因为这个文化集群的完整性、包容性，以致在长达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中保持了稳定的结构，明清时期，一些家族仍以“四家”形态为生命中心。在“四家”形态中，佛寺成为家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不同于公共佛寺的家族文化嵌人式的新佛寺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