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宅为寺之所以被士大夫看做信仰寄归的至上方式，其原因之一是在修行实践中，房屋施舍为佛教至上功德，对信佛的士大夫来讲，舍宅为寺可视为他们信仰中最为神圣的佛教修行方式之一，又因舍宅之后的士大夫依然居住在寺院或者毗邻寺院居住，而寺院的根本性质是佛教活动场所，是信众礼佛的神圣空间，舍宅为寺能够将施舍功德、与住寺礼佛的双重神圣性一并实现。另外的表现是作为面对生命终极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主体的士大夫，面对生死问题时，儒家学说的力不从心，佛教的轮回说与解脱说为士大夫们提供了面对生命终结苦恼的心理慰藉，具有至高功德的舍宅为寺则成为他们解决生死难一个良方。王维在母亲去世后，发心将惘川别墅舍为清源寺以“永劫追福”，杨凭建法华院，也是为亡母追福，以“竭孝思，追大福，报同极于所恃也。”裴休于咸通五年去世，其奏表唐爵宗舍宅为寺的《奏置化城寺表》写于咸通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可知济源别墅房屋已经建成，咸通五年正月上谢表，又于咸通五年十一月撰写两篇疏文交代化城寺的管理问题，其去世当在五年年底。佛教是裴休贯穿一生的宗教信仰，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对宗教力量的依赖更为强烈，所以将舍宅为寺作为最后的修行。

    这种信仰寄归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生命初期信仰记忆的重拾与修复，裴休在《奏表》中借他人之口表达了对化城寺废诉之后的“悲叹”之情，他舍宅建寺本可另佳名，仍以化城寺为名，可见对幼年记忆中的故寺的怀念，舍宅为寺并命名化城，可以重拾与修复他生命初期的信仰记忆。最后是他生命晚期的信仰寄归，通过福德实现福慧双修，以获得内在超越，抵达佛教的超人间境界。在唐爵宗同意他的舍宅为寺之奏请后，他在《谢表》中云:“平生所礼一旦皆足，遂使旧山松橙云梵字而百里非遥，茅屋琴书列贝典而三教同道。”表明他将舍宅为寺心愿的达成作为一生佛教修行的终结点，更是他面对生命终结的一种自觉的解决方案，以期达到宗教意义上的生命延续，这种依赖宗教面对自然生命终结现实的勇气与能量，正是裴休借此岸的信仰修行来完成精神生命向彼岸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