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在与父母产生分歧，或者父母有过错之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看法，可以“几谏”。他在《论语》的《里仁》篇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如果自己的想法最终没有被采纳，就只能恭敬的顺从父母，虽然忧愁，但不怨恨。孔子这种“谏”而不违的态度与他对“争”的认识相似。他在《八情》篇中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又在《卫灵公》篇中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在孔子看来，“争”是不美的，君子之美在于礼仪仪式之中，“争”也要符合“礼义”的原则。这种对“争”与“谏”的态度，在先秦儒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地方都有体现。例如《礼记·祭义》篇中说:“父母有过，谏而不逆”。又有《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篇中说:“爱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

    而孟子在《离娄上》篇中也讲父子之间要“不责善，他讲“不责善”是指父母对子女的教化、教养而言的，即要易子而教。孟子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以身作则的，严格的责备会造成亲人间感情的疏离。但荀子却认为“父有争子”才能“不行无礼”。他在《子道》篇中引孔子的话说:“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翟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不认为孩子应该无原的从父命，在为父不义、不仁之时，孩子必须要和父亲争辩，坚持正当的原则才是真正的孝、真正的忠，不争不是为孝，不争不是爱亲。但即使与之争辩，也应该是出于对父母的敬爱。在“万乘”之大国，需要有争臣才能保国土不失:在“千乘”之小国，要有争臣才能保社棱安定;在“百乘”之家，也需要有争臣才能保宗祠不毁。荀子把“争”的作用从父与子的家庭范围扩大到社棱国家，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待父子之争，重国家、重社会。在这里“争”是围绕着正义来讨论的，哪怕父子亲情也要引入正义之争。“义”超越父子关系，超越血缘亲情，超越礼仪法制。夏可君言:“这个‘争’恰好落在规则或法则之下了，因为要争的是‘义’，而‘义’并不是什么固定现成的法则和伦常，而是在生生变易之中的感发情势。”我认为，虽然说“义”不是具体的法则伦常，但是最少在荀子看来“义”也绝不是“生生变易之中的感发情势”，“义”应当是具有正义、正当和合理性的含义，并且既具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又具有使人可以坚持、坚信的稳定性。就“争”而言，除此处荀子讲要争和“谏争”连用之外，全书诸篇“争”多与“欲”、“乱”等词成句，可见除了为正义之“义”可争之外，君子无可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