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丧赐，首先需要明确丧赐所属的制度范畴，换句话说，就是找准丧赐所处的“位置”。根据这一要求，本节引入“助丧”概念。那么，什么是助丧?它与丧赐的关系又是如何?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大可以将汉代丧赐视作皇权制度下的一种特殊的“赠送”行为，也就是由国家赠物事予丧家以帮助其办理丧事的一种行为。若由此将考察的视野拓展开来，我们会发现，在整个汉代社会的丧葬活动中，向死者及其家属赠送物事乃是一项十分普遍的礼节。这一礼节叫做助丧礼。也有学者用帽赂,膊帽、助葬、丧归、丧赠来称谓它①。这些名称虽各不相同，但所指的对象则无甚分别。对于助丧，本文如是定义:某家有人亡故，与死者存在某种关系的人通常会送来若干项物事，一部分用作死者的随葬之物，另一部分则用来帮助丧家办理丧事。因而这一礼节既有礼敬死者的意蕴，也有安慰生者的成分。

    从制度的连续性来看，汉代助丧与东周助丧一脉相承。今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可以断定，助丧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丧葬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礼节，其在东周时代已表现出了成熟之态。首先，这一礼节在当时颇受人们的重视，《荀子·大略篇》:“送死不及枢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载丧百里，帽、赠及事，礼之大也。”①其中，帽、赠便是助丧的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此项礼节广泛地行于当时不同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有着十分复杂的行为指向。所谓“行为指向”，指的是助丧由礼仪制度转化为具体行动时，所呈现出的方向性。这一方向性连接着两端，一端是助丧行为的主体—施助者;另一端则是助丧行为的客体—受助者，亦即丧家。助丧行为的发生便是由施助者指向受助者，可泛称“某对某”。行为指向一经确定，用来助丧的物事便从施助者转移到受助者那里。就东周助丧的实际情况来看，大体包括了以下几种行为指向:周王对诸侯、诸侯之间、诸侯国之卿对周王姻亲、臣下对诸侯国君、国家对民众、诸侯国君对士、卿大夫士之间，亲族之内以及朋友之间。显然，在以上行为指向中，周王对诸侯、诸侯国君对士、国家对民众的助丧就是本文所说的“丧赐”。助丧的整体格局则清楚地表明:在东周，丧赐行为是众多助丧行为中的一个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