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既能以审美心胸看待人的死亡，因而能在妻子死后获得审美愉悦。我们看到，惠子的理由是“与子居，长子老身”，妻子与你共同居处，长养子孙，身老而死，怎么还能欢歌呢?这是一种功利性态度，是从人伦经验的角度出发，因此显得视野狭隘。而庄子则以己之随物顺化的整体世界度之，从“通乎命”的视角看待妻子的死亡，摆脱了世俗生活的约束，而能进到对“道”的审美观照中去。

    于是在《至乐》篇中，庄子又借骼骸之口言及死亡的快乐。庄子以骸骼的快乐之谈消解了死亡的恐怖与神秘。在对话中，庄子以常人的角度将人世间“生”的苦难一一问出，有贪生失理，有亡国之事，有不善之行，有冻馁之患等等。而骼骼站在死亡的角度道:“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死后没有等级秩序、君臣上下，没有伦理纲常的规定与约束，这是从社会关系上来讲的精神自由。死后亦没有四时代序、春夏更迭，而与天地齐寿，这是从自然秩序上讲的个体自由。如果庄子在妻死之后的鼓盆而歌是从生的角度观照生死圆融，那么此处骸骸之语的描写则是从死者的角度来表达死亡的快乐。他超越了现实功利的纠缠进入到豁达通脱的审美世界，能够“注然勃然”又“油然谬然”，自由出人生死，无生无死，形成一种如朝日般洞彻朗然的审美体验。

    庄子的这种审美愉悦已然超越了两晋士人的死亡审美的痛感，而主要表现在陶渊明的生死观中。前述陶渊明所作《拟挽歌辞》便表现出这一点。可以说，陶渊明是两晋时期士人审美人生的最高典范，也是两晋士人死亡审美化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