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文意义
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三个世纪左右，因政局动荡，再加上北方及西方等少数名族的文化影响，使得整个中原文化形成了十分杂糯而丰富的文化现象。加再上北方游牧民族的胡人政权的不断侵扰，南北方民族的长期对立与战争，造成经济的严重衰败和广大民众生活的艰难。但此时期的文学、绘画和装饰艺术等方面却有着显著的成就。这是由于艺术创造受到汉代以来得以发展的儒、道文化和阴阳五行思想，以及广为传播的外来佛教文化和艺术的影响的缘故。人们在遇到难以逾越的历史性灾难及现实困苦时，更容易接受或需要某些可以抚慰心灵的信仰和思想。艺术就是艺术家对于世界的主观审美和认知，通过某种手段进行表现。艺术作品是精神劳动的产物，是目前人类审美最高级的追求。正如普列汉诺夫说的;“艺术不仅表现人的感受，更表现其思想。”而这种反映充满着人为思想、民族情感和时代精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最著名的画作《最后的晚餐》就是用宗教题材作为载体，隐喻当时社会的现状，实际表达的是达·芬奇的人文思想，是画家自身主观善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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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壁画西魏的第288窟人字披中有大量的忍冬纹与其他纹样的组合图案，这一窟的正中脊杭画一排头大的莲花图案，十分醒目，边饰图案纹样丰富、多变，不仅有精致的忍冬纹，而且有菱格纹、间色方格纹、卷草纹等，可谓是边饰纹样的大荟萃。在该窟人字披顶东坡，绘制着莲花力士，在莲花摩尼宝珠上方，是一壁生青翼、兽面人生、下着犊鼻裤的力士形象。其身材粗壮，嘴巴大张，正挥动双臂，作飞奔之状。莲花摩尼宝珠的精细、忍冬纹的挺拔与力士粗犷有力的身姿形成极强的故事性与个人态度的表达。力士代表的是对力量和权力的渴望，各类植物纹样象征的是自然与人文的力量。
2、宗教意义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长期的传播和演化中，佛教逐渐与中国本土原有的文化及思想观念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广为流传，印度佛教又极其重视花卉的象征意义，花卉主体的装饰纹样随之得到空前的发展。象征着吉祥延年的忍冬植物，更是成为不二的选择。印度佛教一方面从希腊和中亚吸收了原始的花卉主题和形式，一方面把印度和外来的花卉装饰运送到中国。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崇尚自然，喜爱花草，把装饰纹样的元素从动态万千的且庄严的神兽，转向生机勃勃且雅致的花卉。
在早期，中国佛教的植物装饰纹样主要以朴质的莲花纹和忍冬纹为主，忍冬纹样成了佛教装饰纹样中极富代表性之一的植物纹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装饰风格日益丰富、装饰技巧也日趋成熟，佛教的装饰纹样更是变得饱满精致和多种多样。忍冬纹也是从早期的三瓣式单独纹样为主，变为以多瓣式的基本形经过二方连续所形成的边饰纹样为主。如西魏时期第435窟，窟内人字披顶大部及北壁前部说法图。人字披中绘有莲花、飞天图案，东披虽多有残毁，但整体的组合围绕这宗教文化的表现为主。飞天位于莲花之上，形成由两边向中央飞聚之势，飞天形体瘦长，衣带飘飘，长裙缠体，与其下身的莲花枝叶相呼应。北壁前部说法图中佛像面容清秀、身体修长，身光以下五瓣忍冬纹组成火焰图案，佛两侧的肴侍菩萨宝冠装饰丰富多样，显示出北魏晚期至西魏时期的过渡性特质。忍冬纹样外形的延展性使其跟其他佛教装饰题材的纹样极易融合，再者忍冬纹内在文化所表达的坚韧不拔、凌冬不凋等精神与佛教信仰人间性、利他陛、喜乐性和普济性等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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