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儒家名教实现自身世俗价值的同时，名教也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最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到了中晚唐时期，在政治旋涡中挣扎的文人士大夫所承受的精神挤压更为强烈，挣脱枷锁寻找精神港湾是大多数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佛教的教义与寺院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心灵与身体的逃逸之处。比如青年时踌躇满志的王维因“伪官”经历，在安史之乱后受到牵连，晚年隐居于惘川，后舍惘川别墅建清源寺。这一点并非只体现在奉佛士大夫身上，即便并不信仰佛教的士大夫，他们也希冀在佛教中寻求精神的解脱，最典型者如李德裕，因为党争被贬至润州刺史，在润州舍宅建甘露寺，晚年再被贬官时，诗作中更是有“何人及身在，归对老僧禅”之语;又如性情耿介而导致仕途波折的李渤，“以庐宫是栖隐之所”，后舍旧宅建栖贤寺;再如李敬仲在处州任职时买山筑室，以为栖隐之地，任满后舍为广圣寺;徐安贞也曾在浙江一带隐居。

    佛教所实现的逃逸栖隐作用，在禅宗迅速发展的中晚唐表现的更为突出，禅宗对权威的否定性与批判性正是饱受名教摧残的士大夫们意欲寻求的精神寄宿港湾，禅宗高僧帮助士大夫们完成了对名教压抑的宣泄，并用禅宗的本觉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自我。所以，在中晚唐舍宅所建寺院中，出现了禅宗化趋势，士大夫们愿意为身边的高僧舍宅建寺，愿意建立一座可供自己逃逸栖隐的禅院，与其说是舍宅为寺，毋宁说是士大夫们建设自己的精神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