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的文化生态类型特点是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不断加速，外界许多的新事物通过网络、媒体等高科技己经在丹寨县苗族地区进行渗透，从而引发了丹寨县苗族民间民俗文化于时代相结合并迅速发展，有学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过去二十年市场体系的完善、商品经济的渗入导致当地苗族社会的经济形态发生剧烈变化，因而导致其当地民族文化主体性消失，转而变异为对外来强势文化的一种依附性行为;第二，在近五十年来国家化的过程中，当地苗族传统社会文化的自我性减弱，转而趋同和附属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传统思维中私有观念和宗族观念被一定程度的瓦解和削弱，而新的社会政治权威体系开始树立;第三，新的生产科技和现代生活用品的大量引入，使得许多传统文化的表达失去了其特有的语境和表现的场景;第四，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一方面在苗族社会树立起一种新的文化传播体系，另一方面又使得苗族传统文化及其传习机制逐渐边缘化。”

                 上海公墓,天逸静园,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诸多新的行为策略，主要是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笔者认为当下贵州丹寨县苗族丧葬仪式中的芒筒芦笙乐舞的发展，要采用综合的发展模式，比如要充分学校、节庆、旅游等场所或媒体行为来促进芒筒芦笙乐舞这个载体的发展，当今芒筒芦笙乐舞的发展模式不仅仅改变着民间芒筒芦笙乐舞的传承与传播方式，同时，它也使得芒筒芦笙乐舞中的精神特质发生了变异。笔者以当今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教育发展为例，来谈及文化生态对于芒筒芦笙乐舞发展的几个转变:首先，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从民间的口传心授的教育传习转向了以乐谱为标准的教育传习:其次，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从传统的“芒筒芦笙词”教育传习为主逐渐转向以曲调的教育传习为主;再次，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中的乐曲从民间的传统曲调教育传习为主逐渐转向了以多管芦笙创作乐曲的教育传习为主。由此可见，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中的音乐传统文化特征以及“以乐代语”的文化功能都在逐渐消失，而“芒筒芦笙”及其乐舞在当今社会文化相交融的生态背景下，丧葬仪式中的“芒筒芦笙”不再被视为一种神圣的“文化器物”，而其乐舞也不再具有更多仪式性和礼仪性。而现如今丹寨县的芒筒芦笙乐舞常常作为一种可以“随处作场”的、单纯的娱乐性工具。

    那么，对于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的这种文化生态困境，我们应该如何走出来?如何适应当下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的文化变迁?简言之，即要适应“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应该把当代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的发展实践放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并予以关照。

    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任何民族文化在当今出现的问题其关键都是自我文化认同的错乱。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谈到:“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工dentity Crisis) o当下，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o"根据以_L的理论观点，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对象而言，笔者总结出当今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其发展困境的根源是:“丹寨县苗族的芒筒芦笙乐舞也正在失去苗族之所以为苗族的苗族性”。笔者认为当下的丹寨县苗族社会正在现代性的文化洪流中迷失自己，当地传统的苗族文化，特别是以当地丧葬仪式中的芒筒芦笙乐舞为代表的传统习俗文化正在不断地走向衰落。那么，当地人应该如何在文化全球化复杂的生态背景中坚守和维护自我的文化认同与信仰呢?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我们对于此问题应该保持着一种“反思”的认知态度，他认为:“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被给定的，即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这种苗族传统艺术只有随时保持着一种批判与反思的思维，同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至现代文化的生产和实践之中，它在当地民族文化中才能被认同，也才能够“惯例性”地创造与维系。我们联想到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每天都在我们面前发生变迁时，我们应做出何种选择?我们应该让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积极的面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的洗礼，正是因为任何文化在当代文化实践与研究中都无法绕开这个现实。

    因此，笔者认为贵州丹寨县苗族丧葬仪式中的芒筒芦笙乐舞的保护、延续及其可持续发展必须走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道路。对于丹寨县苗族丧葬仪式中的芒筒芦笙乐舞的封闭式或“博物馆”式的保护，在这里笔者是不认同的。对于这个问题，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写到:“今天，民族认同必须在一种合作的环境下维持自身。”这就意味着，丹寨县苗族丧葬仪式中的芒筒芦笙乐舞的发展对于当地苗族认同的建构应该更具开放性与反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