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因而人类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离不开对其生态环境的依托。对于一种传统的艺术文化而言，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生态环境:一方面是该音乐文化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如山川地理、气候条件以及自然环境所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等;另一方面是该音乐文化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如生产劳动、民俗节日、宗教信仰等。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文的生态环境，均制约着人类的艺术文化生产与传播。

                  上海公墓,天逸静园,

    文化生态学到上世纪70年代达到兴盛状态，并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深生态学”的研究，表现出来的观点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方面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人文环境的关系方面的“文化多样性存在”。“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理性认识论的一贯传统，康德((Immanuel Kant)指出:“人类对于感性世界而言，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在者，为谋今生的幸福和来生(如果可能的话)，而为自己立下一个实践准则。”所以，人类一旦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理性生产，就己经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个圈子。

    “‘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范式过度张扬人自身的价值，将自然界仅仅视为现实和满足人类欲望需要的一种工具。”因而，“在实践方面便强调人类实践的‘工具理性’，寻找‘工具理性’的普遍价值。在不同文化的关系方面“去生态化”、“去多样化”，最终落入“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潭。

    “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所胁迫的“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贵州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的当代传播与发展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就丹寨县丧葬仪式中的芒筒芦笙乐舞而言，首先，它造成了当地苗族丧葬仪式文化生态系统整体性被破坏的局势，同时也造成了当地芒筒芦笙乐舞文化民间传承与传播的断层;其次，它往往强迫民间采用单一性的现代性话语，或者通过民族精英在民间“内化”单一性的现代性话语，造成丹寨县苗族丧葬仪式中芒筒芦笙乐舞的创演传播、“原生态”推介以及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去主体化”;再次，它往往采用现代性的策略进行“修正”、“改造”芒筒芦笙乐舞的民间行为，使得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传承的民间文化基础无以为继。

    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揭露“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和专断过程中则又表现出“极端的自然中心主义”和“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矫枉过正的思维观念在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的当代发展中同样也具有其局限性:首先，在民间传承与传播方面，把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的民间丧葬仪式行为先在性地想象成合理的事物，阻断其乐舞民间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的愿望，使它成为静止发展的“标本”;其次，在芒筒芦笙乐舞现代媒介传播方面，极端地强调其乐舞及其音乐的纯洁性，而一味的反对此乐舞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不仅抹杀了丹寨县苗族芒筒芦笙乐舞借助外力丰富自身文化内涵的可能，也不利于此乐舞在当代社会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进行建构;再次，在丹寨县芒筒芦笙乐舞的学校教育传承方面，人为地无差别地对待芦笙教学的“结构型”与“专业型”的培养模式，最终将走向此乐舞社会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等方面的“封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