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曾提出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用以说明在比较复杂的文明中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都市文明文化，小传统是指地方性的乡土文化。更广义地看，大传统是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记载的文化传统，小传统是乡村社区俗民或乡民生活代表的文化传统。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因此，大传统体现了社会上层生活和知识阶层的精英代表的文化，而小传统则是一般社会大众平民百姓的基层文化。大传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不是取决于个体自发的观念意识，而是长期以来呈现主流文化趋势为主体代表的一种综合性观念，但所谓的小传统，仍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其中包含民间的宗教观念、宗族观念、乡土观念、婚姻观念、财产观念、巫术观念等等。在这种种一般的观念中，有的与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有的与生产关系有密切的联系，若一定要挑出与人的思维方式关系最为密切的观念，或者说最具有人类共性的观念，笔者认为应当是原始宗教和巫术观念，或者说是本土原生宗教观念。由于这些方面都是由民众的普遍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而达成一致认同层次的观念。正因为如此，这些观念的变化最为困难，持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影响的方面最为广泛，也往往最隐蔽地显示出它的“无意识”性。但是，这些观念也不是完全静止状态百年不变的，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的快速传播，外来文化强力冲击着本土传统文化，固守不变是不太可能的，选择性的适应并接受显然是其发展的趋势。

    在很多方面，以村落为巫术类型的人类学研究通常会遇到方法和认知论上的困惑，其中之一便是解释力的问题。很多西方社会人类学家的研究似乎都抱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社会总是从自然转化而来的。这种倾向对于社会理论的影响颇大，很多思想都以模拟人的自然状态为出发点，它潜移默化地使不少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或多或少地带有“自然史”的意趣。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陌生的社会都已经产生了独特而成熟的“本土社会理论”或者“本土政治哲学”，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自然史”的倾向有所反思。而在民族志的写作上，费孝通先生认为，以村落为中心的研究固然有许多优点，但是不能充分体现中国文明的庞大体系和历史流变。回想五十年代以后我参加的民族研究工作，我也能感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元一体格局。因此，作为绵延久远的中国乡村社会和文化，是否具有巨大的社会理论潜力，也是我们函待研究的问题。

    人类学视野中那些所谓的简单的、原始的思维方式既包括宗教领域，也包括带有贬义色彩的“迷信”活动。通常来说，我们对于鬼神信仰、巫术文化的考察，是想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过去。同时，我们在分析黎族信仰长期存在的原因时看到，在崇尚科学信仰21世纪人们还相信巫术，并非是简单的“封建迷信”，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与传承，都离不开它所在的社会与文化语境。鬼神信仰文化长期在黎族社会中残留是有其多方面原因的，首先，任何一种文化一旦产生之后，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氏族社会里，鬼神信仰有着巨大的威力，在社会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由氏族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甚至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宗教观念及其他文化元素仍在社会中发挥着其自身的功能性。如治病巫术、招魂巫术、求育巫术等仍具有实际的社会功能。通过这些祭祀类仪式，巫术以及其他类似仪式在进行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群众凝聚力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