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历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由接触、依附、冲突到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能够为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包容并蓄的胸怀，而且还体现了佛教以自身特有的丰富文化内涵补充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开始是以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表现形式而传播的。佛教传入初期，正是黄老方术在中土盛行之际。所以，一些来华弘传佛教的外国僧人，出于传教的需要或便于佛教自身的流传，不断地吸收并依附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社会上流行的方术迷信，以佛法附会黄老，以神通吸引信众，使得当时的人们误以为佛教也是道家方术的一种。早期佛教徒在译经时还攀附道家术语，用最流行的道家概念范畴，如“自然”、“无为”和“无极”等名词来传译佛经。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安世高以及之后的支娄迎俄，在翻译时都曾大量借用了老、庄道家的术语。如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中，用“气”来概括“四大”，用“无为”来表示“涅架’，。他甚至把“安般守意”这类的数息禅法解释成“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在支娄迎饿译《道行般若经》中，用“本无”、“自然”等概念来表示“般若”和“性空”。三国吴时的支谦，因为取《老子》“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中的名词概念，而把《般若道行品》译成了《大明度无极经》。这种为了方便佛教自身的流传而做出的不符合佛教本意的牵强附会，无疑是导致当时人们多以黄老之道去理解和认同佛教的主要原因。

    佛教对儒家文化更是一种依附关系。佛教主张并宣扬出世精神，与儒家的“纲常名教”、“齐修治平”的思想难免对立。由于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立国之本，所以佛教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要，不得不与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相妥协、相调和。佛教徒以佛教“杀、盗、淫、妄、酒”五戒来比附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异号而一体”的。三国吴时的高僧康僧会，在被问及到有关佛家的因果报应等一类的伦理问题时，则巧妙地以《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来作回应，以此比附佛教的因果学说。其实，儒家的因果报应说是建立在其所谓的“天道观”上的，报应的主体不是行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孙后代。而佛教主张自作自受，一切善恶后果由行为者自身承担。所以两者并不相同。康僧会还通过编译佛教的《六度集经》，用印度大乘佛教的慈悲观去比附儒家的“仁爱”思想，提出“仁道”说，以配合儒家政治伦理观念。佛教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甚至不惜改变自身，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加入儒家名教的内容，说什么“儒释皆宗之，其为孝道矣”，把“孝”说成是儒佛共同奉行的宗旨。魏晋时期的“格义佛教”，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老庄玄学来诊释和说明佛教教义。如以《周易》中的“元、亨、利、贞”(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正)四德类比佛教的“常、乐、我、净”四德。更有甚者，如南朝的高僧竺法雅、康法朗等人都是用格义的形式来理解佛教的。他们经常把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作为理解和解释佛教的媒介，经常把佛经与儒道经典进行交替讲解，以解释佛经中的疑难。这便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理解和解释佛教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