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区域性的宗族制度进行研究，因为南北方宗族文化特点呈现出南强北弱的特点，所以学界对宗族制度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南方地区。主要有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江苏和四川等地区。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福建地区的宗族制度研究以郑振满先生为代表，近年来，他相继发表和出版了《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清代闽南乡族械斗探源》《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和《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等论著。此外还有王日根《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清代福建义田与乡治》等。较早对广东地区宗族展开调查研究的是叶显恩和谭棣华先生。主要成果有《封建宗法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产生的影响》《关于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宗族的赋役征收问题》《略论清代广东的械斗》和《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等。此外，还有。叶显恩等《从族谱看珠江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刘志伟《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等文章。

    学界对安徽地区的宗族与社会研究较多，成果斐然。较早展开研究的是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着重探讨了徽州地区的封建宗法制度。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一一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国外方面则主要有美国学者居蜜在《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以及宗法制度》、《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一一兼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徽州汪氏宗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一刘和韩国学者朴元搞《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等论著。

    江西地区宗族观念较强，宗族活动频繁，学界对此也较为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梁洪生等《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一一乐安县流坑村“彰义堂”祭祀的历史考察、《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一一以流坑村为例》、许华安《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结构与功能特点》《清代江西宗族族产初探》等。江苏、四川等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冯尔康《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田的关系》、范金民《清代苏州宗族义田的发展》、吴仁安《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刘蓬春《从<刘氏家族示谕碑>看清代东山客家的宗族管理》《东山客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一一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示谕碑为例》、《清代东山客家的“风水”实践与“风水”观念—以四川成都洛带镇宝胜村刘氏宗族石刻族规碑文为例》等。

    近年来，随着宗族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北方地区。如山西、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的一些宗族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如邓庆平《山西寿阳祁氏宗族考略》、常建华先生近年来关注山西洪洞宗族的研究，相继发表了《明清时期的山西洪洞韩氏—以洪洞韩氏家谱为中心》、《明清峙代苹北地域。宗族组藏化忆，山西洪洞晋氏含例七匕万》，等研究成果。此外，还有于秀萍《明清河北宗族兴盛原因探析》、李永菊《从军户移民到乡绅望族一一对明代河南归德沈氏家族的考察》、申红星《明代宁山卫的军户与宗族》、王日根等《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秦海没《明清时期山东宗族与祠堂发展》，，等论著。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宗族制度的研究己经进入了全面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资料也愈加丰富，研究视角也更加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