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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初地”与佛教自海路传入中国

来源:2021-05-28 10:13:55
    菩提达摩(略称达摩),又作“菩提达磨”,据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菩提达摩传》,为南印度人,出身婆罗门种姓,南朝宋、梁时期到达中国广州,后到北魏篙洛一带传法,曾栖止少林寺。虽然对于他到达中国的具体年代有几种说法,如道宣称达摩“初达宋境南越”,因而汤用彤、任继愈等据此认为达摩于刘宋时(420一.79)来华;另说认为达摩于梁普通年间来化,如《宝林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三及《佛祖统纪》卷三七记为普通八年(527 ),而《五灯会元》卷一则记为普通七年(526 ),宋契篙《传法正宗记》卷五则记为普通元年(520)。而菩提达摩东来着陆之处,建有西来庵,被称为“西来初地”。该地明代起建道场,即今华林禅寺。后来,达摩由此北行,经金陵(南京)至魏境,到处以禅法教人。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达摩抵魏后,游篙山少林寺,并在那里独自修习禅定,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于是,少林寺亦被尊为禅宗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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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来初地”与佛教自海路传入中国

    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达摩逐渐成为传说式的人物。如关于达摩见梁武帝的故事,以及一苇渡江,面壁九年,只履归西等传说,颇具传奇色彩,如今亦难以考证之。不过从达摩的经历来看,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达摩是由印度航海东来,登陆广州,然后北上达魏境。本文的问题是,达摩为什么选择广州作为其登陆中国之地,而不像当时很多其他印度僧人从西域一带沿丝绸之路人华?
    达摩之所以自广州登陆中国,有种种原因。从地域的角度来说,似应与其来自南印度有关,同时也与广州地区早被佛法有关。而广州地区的佛法之被,则与该地很早就开通与印度之间海上交通有关。
    广州在古代属交趾地区。西汉时置交趾,为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改为交州。交趾与南印度的海上交通很早就已开通。自汉武帝以来,南海航道长期被视为“遣使贡献”的贡道,而交州是海路东西之间交通的重要门户。很多外国商人也是由此登陆来中国经商。实际上,在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途径上,近代学者梁启超很早就针对传统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佛教最初不是由陆路,而是由海路传人中国;其最初的根据地不在长安、洛阳,而在南方的江淮地区。这一说法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冯承钧先生在《中国南洋交通史》一著中也认为:“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人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闻也。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输人事在哀帝元寿二年(前2年),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至十八年间(61-75年),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传》后汉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人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冯氏此说是对梁启超先生的观点的进一步延伸。然而,佛教究竟于何时传人交趾,亦不可详考,但从《弘明集》卷一所载之《牟子理惑论》④可知,在东汉末年交趾佛教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兴盛一说则是事实。《牟子理惑论》序曰:“灵帝崩后,天下忧乱,独交州差安。……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渴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瑟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从上述引可知,汉末天下大乱,唯交州社会比较安定,学风很盛。而牟子则无意做官,立志钻研佛教,并为驳斥世俗之徒的非议和弘扬佛教,决心著书立说。不过,牟子还同时兼研儒道思想,并以其来理解佛教,特别是以儒学解释佛教教义,从而开后世格义佛教之先声。这正说明当时的佛教还处于初传阶段,若不假中国固有学术思想,则人们不易接受佛法。
    正是汉末吴初交州佛教的兴盛,致使汉末以来,直至隋唐时期,不断地有印度高僧由此地登陆中国,同时也有不少中国西行求法僧以广东为起迄点,循海道往返于中印之间。如东晋法显自长安出发西行求法,就是由海路回国,本欲在广州登陆,后遇暴风雨沿海辗转北上,至山东青州登陆;唐义净等以广州为起点西行求法,唐昙无竭则从西域人天竺,后随舶泛海,达广州而归。在达摩来华前后,搭乘商船来广州的外国僧人很多,著名的有昙摩耶舍、曹域、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般刺蜜帝、不空金刚、金刚智等。他们都以广州为传教根据地向北伸展传教线,一直达到长江流域和长安、洛阳的中原地区。
    自海上(路)向中国输人佛教,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西来初地”,也可以看做是外来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人中国的一个象征。然而早期中印海上交通枢纽虽在交州(广东),然而相对于中原或江北地区,其时岭南地区文化比较落后,故而当印度佛教渡随海路移至广州后,多是或继续沿海北上,至东冶(今福州一带)、会稽(浙江)、建业(南京)、青州(山东)一带,或沿陆路北达楚、吴越、江淮等地。因此中国东部及南部地区的佛教文化,包括岭南地区、江南地区乃至江淮地区的佛教,亦不排除是经由海路从广州地区输人的,或者至少是深受海路输入之佛教的影响。经由海路初传及输入佛教之说,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经久不衰,并且后来居上,盛于北方。
    经由海路输人中国之佛教,与经由陆路输人中国之佛教,固无本质的不同,然而由于传播途径及方式的差异,以及不同的地区人们对佛教理解上的不同,确也造成了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态在南北各地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一不同首先表现为佛教的造像技法、建筑风格也分为南传和北传二大系统。关于中国古代早期的佛教雕塑造像艺术,人们多习惯于注重受印度西北部键陀造像风格(如在人物的容貌、衣褶等处的写实表现手法)影响、经西域地区而东的丝路沿途的北方佛像石窟,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及麦积山等地的北方石窟艺术。实际上,早有学者研究表明,在中国南部(如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川、云南、二广地区等)存在着大量的与北传造像无关、明显受到中印度抹冤罗风格或本土文化观念影响的佛教造像。而且这些南传系统的造像普遍早于北传系统。例如正史一次明确记载的中国佛教造像即肇始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吴地笔融的“设像行道”:窄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而此时北方的佛教造像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莫高窟、麦积山及云冈、龙门等北方石窟造像,其中的早期造像作品虽或表现出键陀罗风格,而完成于北魏中晚期及以后的作品则多呈“秀骨清像”式,显然这是受到南朝(方)文化(玄学及清谈)的影响的结果。另外,南朝(南方)佛教造像突出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和弥勒佛,反映南方佛教徒对西方净土及弥勒成佛后世间安宁的向往,这与北方暨中原地区佛教信徒重禅定,着意于自身的解脱,故而流行雕塑释迎及弥勒菩萨等形象有所不同。
    与从西域传人佛教的路线相比,海路传人佛教的一大优势是:乘船从海上航行,从而可以携带大量的佛教经典。这比起经由西域地区陆路长途跋涉、负经东来的求(传)法行为要方便快捷得多。这些高僧来到交州后,或以此为基地,或继续向北传播佛教,他们或建立寺庙,或造佛像,尤其是大量翻译佛经。据统计,自公元3世纪初强梁娄至(真喜)来广州译《十二游经》起,迄于真谛(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499--569 ) ,仅在广州一地所译佛经达数十部。所译经典中,经、律、论三藏均有,且偏重于论与律方面。可见当时交州地区的佛教译经的数量及水平在全国都是处在较高层次的。这一因素与南方地区盛行的道家文化、玄学相结合,从而为南方佛教义学的兴起与发达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