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禅师来华后，虽然倡导“以心传心”、教外别传的“佛心宗”，但当时主要的方式还是“籍教悟宗”。《续高僧传》记载说:“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日:我观此地惟有此经，行者依行自得度世……”从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虽以《楞伽》相授，名日“籍教悟宗”，而自弘忍之后，则转崇《金刚经》，强调不依经教的“见性成佛”。故六祖禅法的建立又被称为“六祖革命”。那么如何看待达摩禅法与六祖禅法的不同呢?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这样分析道:“达摩禅法得广播南方，未始非已有三论之流行为之先容也。且般若经典由于摄山诸师，而盛行于南方。禅宗在弘忍之后，转崇《金刚般若》，亦因其受南方风气之影响也。再者达摩原以《楞伽经》能显示无相之虚宗，故以授学者。其后此宗禅师亦皆依此典说法。然世人能得意者少，滞文者多。是以此宗后裔每失无相之本义，而复于心上着相。至四世之后，此经遂亦变成名相。于是哲人之慧一变而为经师之学，因而去达摩之宗愈远。《金刚般若》者言简意深。意深者谓其赅括虚宗之妙旨。言简者则解释自由而可不拘于文字。故大鉴禅师舍《楞伽》而取《金刚》，亦是学问演进之自然趋势。由此言之，则六祖谓为革命，亦可称为中兴。革命者只在其指斥北宗经师名相之学。而中兴者上追达摩，力求‘领宗得意’，而发扬‘南天竺一乘宗’本来之精神也。”六祖慧能所说的“见性成佛”之于达摩禅学的“藉教悟宗”，的确有重大的发展，然而，慧能所传禅法之旨，亦是本于达摩禅法。《坛经》(宗宝本)“疑间”第三记载:“韦公日:和尚所说，可不是达磨大师宗旨乎?师曰:是。”他在接受五祖弘忍的传法后，遵嘱立即南行。至多年以后，才出来弘法。并且，在传法方式上，慧能还严格遵守达摩祖师意，“付授褐意，衣不合传”，唯传心法。

    在中国禅宗的形成历史上，六祖慧能南下曹溪弘扬达摩禅法，并最后以南宗统一全国禅系，致令“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这是中国禅宗史上又一重大转折。慧能禅师之一系之所以被称为南宗，固与南人及南地有关。然而，而就禅门“南宗”之名称来说，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含义。对此，杜继文、魏道儒先生在《中国禅宗通史》一书中对此有深人的辨析。其一，“南宗”是指达摩禅法本身，亦即是从楞伽禅学的角度讲的。达摩禅法又别称“南天竺一乘宗”，因为四卷本《楞伽经》译于南朝宋，译者求那跋陀罗虽生于中天竺，却来自于师子国(斯里兰卡)，且终生活动于南朝。达摩禅系以此经递代相传，明显有与新译十卷《楞伽》抗衡的意义。十卷《楞伽》的译者菩提流支，是北天竺人，终生活动在北朝，这样，有权势的地论师对楞伽禅师的压迫，很容易带上一种南北斗争的外观，楞伽禅系强调自己属于南宗，自然含有与地论师不合作的意味。李知非在序嗣玄啧之法的净觉所著《注般若心经》时，仍坚持此楞伽系的传统:“宋太祖时，求那跋陀罗三藏禅师以楞伽传灯，起南天竺国，名曰南宗。”以此知神秀、玄绩等亦皆应属于南宗的继承人。其二，“南宗”是指对上述楞伽禅传承的否定。自神会开始指责神秀的门徒背离“达摩宗旨”，为审定是非故重树“南宗”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