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洪迈《夷坚志》记载了一个以茶祀佛求子的故事:

      “乡人董灌彦明，三十余岁未有子，与其妻自都阳偕庐山圆通寺.以茶供罗汉，且许施罗帽五百顶以求嗣。董躬携瓶渝茶，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茶方点罢，盏已空。董祷曰:‘岂尊者有意应缘乎?当以真珠庄严一帽以献.’既归经旬月，妻手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见之，迎问曰:‘道士归邪?’是月妾有身，未诞之前，家人数梦一僧顶帽，往来室中。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夷坚志.董氏祷罗汉)夷坚甲志卷第十四)

    如葛兆光在《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以农业为基本生产形式，逐渐建立起来了残存血缘关系极浓的氏族制度和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的社会。并且形成了上与下相维、王与民相依、天与人相应的伦理观、政治观与世界观的三合一观念体系，他们思考的中心往往集中于此岸世界的实际问题。于是世人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最实际的问题而向菩萨祈求，又因为向菩萨施舍，供养菩萨就能带来好报，所以故事中的董彦明就用茶供养罗汉，以期达到心中所想，最终得尝以所愿。

    在这些故事中，茶叶作为祭祀和供养的物品，并且还十分灵验，祭祀或祈求的人都得到了相应的回馈。茶叶起初作为一种新生的食品和饮用品，由最初的浅尝辄止到后来的蔚然成风，它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历代的正史和文人的文学作品中，与它相关的也不只是榷茶、贡茶和茶税，茶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祭祀时的祭品，佛教因果轮回中造业的“因”，用茶叶供养来宣传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这一举动为茶叶在中国的普遍流行推波助澜，使得饮茶的益处传遍全国各地，因而也使得茶饮之人争相仿效。如果说人们以茶祭祀，佛门设茶供养只是为了显示他们的虔敬，那么这一系列的灵验和报应故事却促进和推动了当时以至于后来的饮茶之风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