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几乎大部分的佛教学者,都精研般若,而此一思想,也在当时形成非常独特之中国式的格义佛学。这种般若思想因为拘泥于格义,导致当时谈般若者便己有“六家七宗”对般若学的解释有所偏颇,不但以玄学格义的方式解释般若学说,再加早期般若经典传译未尽如理的影响,产生种种分歧,故于佛教般若空义未能圆融契合本意,以致成为罗什大师门下批判的对象:格义迁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足见中国早期般若思想的混乱。
后来,弘始年间,由鸿摩罗什才识高明,能畅显经义,挥发幽致,将龙树菩萨的般若中观学传至中土,先后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般若经》、《法华经》等经论,有系统地介绍龙树菩萨的中观学说,促进了般若大乘经典的翻译与研究。这时才逐渐将当时玄学化的般若学转移到纯粹佛学理论的轨道,般若思想才在中国佛教正式占有重要的地位。僧欲《中论序》云:
夫百梁之构兴,则哪茅茨之侧陋;睹斯论之宏旷,则知偏悟之鄙倍。幸哉!此区区赤县,忽得移灵鸳以作镇;险该之边情,乃蒙流光之余惠。而今而后, 谈道之贤,始可与论实矣。
所谓“茅茨之侧陋”与“偏悟之鄙倍”,似乎即为罗什前般若学研究之写照,而僧叙推许《中论》的问世为“移灵蔫以作镇”、“谈道之贤,始可与论实”,则可视为时人对龙树菩萨空观哲理的普遍肯定。
竺道生在亲近罗什大师的学习过程,收获受益良多,其的思想见解,慧解过人,精辟入微。所谓:龙光释道生,慧解入微,玄构文外,每恐言片,入关请决。
随其在关中学习的时间,对经义有出色的神悟,不拘泥于旧说,后来也因此得入鸿摩罗什大师门下的关内四圣、八俊、十哲之中。与竺道生同事罗什的僧肇《般若无知论》一文,曾深受竺道生珍爱而携入。由这些事实来判断,竺道生对般若中观性空之学一定有相当的深透与认识,对其日后的思想,也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竺道生在般若中观性空的基础义理上,发挥出其顿悟思想中所提出的“理”、“法身无色”、“佛无净土”、“善不受报”、“二谛论”等著作,便和龙树菩萨的般若空观思想,有直接的关连。《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生法师传》中描述竺道生游学的过程如下:
游学积年备总经论,妙贯龙树大乘之源,兼综提婆小道之要,博以异闻,约以一致。竺道生的般若中观思想是建立于“提婆小道之要”之上,精通龙树与提婆的学说,所以能不堕于顽空,并且累积多年游的经论所学,“博以异闻,约以一致”,融贯所见所闻的佛法而触类旁通,进而参究法显法师带来的《佛说大般泥恒经》,所以能在空性般若之上,发展出融会空有无碍的佛性涅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