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唐末《二十五等人图并序》中:工人者艺士也，非隐非仕，不农不商，虽有操持之劳，信谓代耕之妙;或专粉绩之最，或在医巫之能，百伎无妨，济身之要，华他负千右之誉，般业有百代之名;禄在其中，工人之上，虽无四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此处所说工人，不农不商，而且强调其虽与士人操持的业不同，但一样拥有济世的能力。虽则如此，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工匠是比较鄙夷的，工匠本身的地位也极为低贱。

    事实上，为宗教服务的工匠群体，与其他类型的工匠群体并无明显区别，只是其所描绘的物是为宗教服务的，有时甚至同一工匠既为宗教服务，又为世俗服务。本文中的为宗教服务的工匠群体是指那些为宗教艺术工作的工匠们，如建造石窟、造像、镌刻造像碑等宗教艺术形态，余者不算在内。

    宗教类工匠的身份有多种，以敦煌为例则主要有三大类，官府、寺院和个体。马德的研究结果称公元8世纪中期至9世纪中期吐蕃统治敦煌的近百年间，工匠一般为寺院所有，而到了公元9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瓜沙归义军时代，工匠逐渐收归官府所有，而个体平民工匠乃是由一部分寺户直接解放而成。⑤敦煌宗教工匠逐渐由寺户匠役向个体转变，说明了寺户匠役的衰落和各“行”工匠对官府作坊工匠的优势，同时也反映了九至十一世纪沙洲封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⑥到了唐以后的宗教类工匠大部分是以个体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是以国家为主导的石窟、造像逐渐减少，其官府性质的工匠无需服役;第二方面则是因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个人出资或者家族、邑社集体出资便能完成整个工程;第三方面是宗教信仰向世俗化发展，个人信仰因此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