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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己方收集

来源:2021-06-06 12:24:00
    古典时期发生在希腊世界战争中,阵亡者并不一定会由本城邦的武装人员收回并安葬,在某些时候战场上一方的阵亡者遗体会由自己的盟友或是敌方安葬。而发生如此特殊情况的原因较为复杂,总体来说其与实施安葬行为的主体有关,这个主体一般分为敌方和盟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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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己方收集

    有史可查的一个由敌方收葬的行为发生于公元前404年的西西里岛,当狄奥尼修斯率军击败了厄特尼(Aetne)人后,其下令收葬敌军的遗体并向对方派出了使者,宣扬了狄奥尼修斯埋葬对方阵亡者的善行,以期对方能够接受己方提出的协定。从狄奥多罗斯的记载中能够看出,狄奥尼修斯并不是无缘无故去埋葬敌军阵亡者遗体的,其目的是想通过这种行为树立自己在敌军心中的良好形象以期对方能够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另一个典型的由敌方收集遗体的例子出现在波利比乌斯的记载中,古典时代末期的喀罗尼亚战役结束后,排力二世委托安提帕特(Antipatros)带着所收集的雅典军队遗骨前往雅典,主动将这些遗骨交还。马其顿人行此举的原因与当时希腊世界的局势密切相关,马其顿国王滕力二世虽然通过参与奥林匹亚赛会、插手第三次神圣战争等方式取得了其在希腊地区的话语权,然而其霸权并不稳固,喀罗尼亚战役的爆发便说明了其霸权依然会受到希腊世界尤其是南部希腊城邦的有力挑战,故排力二世若要维护其在希腊世界统治的稳定性便依然需要雅典这种古希腊传统强邦的支持;波默罗伊在评论排力二世主动收集、交还雅典阵亡者遗体这一行为时指出:“雅典人的支持对长期安抚希腊是必不可少的。要占领城市就要展开一场艰巨大的围城战,与此同时,其舰队也会严重地干扰他计划中的波斯战役。结果,雅典逃脱了严厉地惩罚,尽管它在战争中(指喀罗尼亚战役)处于领导地位”。以上两个由对方收集阵亡者遗体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战胜方有求于战败方,换言之战败方对于战胜方来说有利用价值,战胜方需要通过主动帮战败方收集阵亡者遗体来示好。
    盟友是这种特殊收葬行为的另一个主要的实施主体。在古典时期,最经常为盟友收集阵亡者遗体的城邦是雅典,在波桑尼阿斯记载的其在希腊游历的往事中,提供了五个雅典人收葬其盟友的证据:在雅典城外的公墓区,有四座埋葬着阵亡于古典时期的雅典人盟友的坟墓,这五座坟墓的主人分别是阵亡于塔那格拉战役中的阿尔哥斯人,与阿尔哥斯人一起阵亡于塔那格拉的克里奥尼人( Cleonaean ) ,叫白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在阿提卡帮助雅典人抵御伯罗奔尼撒人的帖萨利骑兵,与帖萨利骑兵阵亡在一处的克里特弓箭手,从阵亡地域上来看,这几个由盟友收葬的实例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阵亡于盟邦境内而被盟友收葬;另一种情况是被收葬者阵亡于第三国境内,而被己方的盟友收葬。第一种情况比较容易理解,雅典一般会将盟邦的阵亡者安葬于雅典公墓(DemosionSema ),在提到这一区域时波桑尼阿斯用了两个表述:“圣所”(sanctuaries)以及“英雄的目的”,这足以表明公墓的神圣地位,因而能够葬入这里,是雅典人给予外邦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以上提到的帖萨利骑兵、克里特弓箭手均是为帮助雅典人抵御外敌入侵而阵亡于阿提卡的盟友,因而可以认为雅典人是为了表达他们的尊重与感谢之情,将他们的遗体收集并安葬于公墓之中。雅典公墓中埋葬的阿尔哥斯人和克里奥尼人是在公元前457年的塔那格拉战役(Battle of Tanagra)中阵亡的,关于这场战役的记载不多主要见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只言片语,作者并未给我们留下关于雅典为何会收葬盟友遗体的明确解释,这里只有借助现有的史料进行合理推测。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这场战役中双方均遭遇了巨大损失,而雅典联军的对手拉开戴蒙人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由此可以提出两种推测,一种阿尔哥斯人和克里奥尼人在遭遇了惨重打击,且因己方处于劣势而无力收葬己方阵亡者,只得由自己的盟主和指挥者雅典人来代劳;另一种推测是,当时雅典人是联军的主力和统帅,而当联军处于劣势时且需要按常规收集己方阵亡者时,雅典人便作为联军代表予以实施,后由于某些原因有部分遗体没能交还给自己的盟友而被带回了雅典并被安葬于公墓区。
    通过对非己方收葬行为的进一步分类讨论中能够看出,此类特殊情况分为两个小类别,一类是阵亡者由敌方予以收葬,另一类是一方或多方阵亡者遗体由盟友予以收葬。由敌方收葬的情况更多地是出于利益的驱动,即这种行为是收葬方为了让被收葬方答应某种条件而做出的故意示好;由同盟者收葬的情况则更多应从感情因素来考虑,即这种收葬行为更多是体现了收葬方对于盟友的尊重与感谢,当然,考虑到结盟也是基于共同利益这一事实,故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行为当中的利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