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意志和情感分属人精神生活的不同方面，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专属的作用和领域。“意志是盲目的，其所恃以为较近之观照者，是知识;所以供远照、旁照之用者，是感情”，意志表现为人的行为，情感则是行为的重要支撑和动力。“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感情的强弱厚薄需要陶养，陶养的过程是美术，陶养的作用则为美育。蔡元培曾经提到，与封建时代不同，民国教育可分为隶属政治教育和超轶政治的教育，它们都“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目的，是“今口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厌世的宗教观追求提撕实体世界”而排斥现象世界，将现世的幸福和对现世的超越割裂开，因而与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的道德观造成隔阂。而美感教育弥补了这一缺陷，“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通过美感的培养，可以使公民世界观道德观具有超越性的力量。蔡元培在北伐最关键时仍力主设立西湖国立艺术院，并坚称“现在要以纯粹的美唤醒人的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也正是这个道理。因为“生活问题既有物质与精神的两种”，那么进行国民革命时必须兼顾精神建设，“我们的北伐军也必须有美的、纯然无私的、勇敢的艺术精神，然后才能真的胜利”。

    蔡元培所说的“美育”，实际是以教育的形式囊括了文学、绘画、建筑、雕塑、美术等诸多艺术门类，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对人类心灵和情感的超功利的感化作用。在五四前大倡以文学艺术改造社会的氛围中，这极易引发共鸣。如果说文学革命发现了白话文应当成为“文学之正宗”，“人的文学”观发现了“人”和文学启蒙精神，那么“美育代宗教”说则发现了情感对于新文学和新文化的重要作用。之前《新青年》在新文学的功能上纠缠不清，应用之文与美术之文的区别与争辩，就是明显的例子;美育说从另一个角度为此打开了思路。当陈独秀坚执“结构之佳”“择词之丽”“文气之清新”等为“文学美文之要素”时，常乃息敏锐地指出，“美术之文，虽无直接之用，然其陶铸高尚之理想，引起美感之兴趣”。这已十分接近蔡元培有关“美育通过美术熏染感情”的提法了。

    当然，美育绝不是简单的“美术教育”，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艺术教育。蔡元培不止一次提到，美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有的课程，馆乃至道路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而且名胜古迹、美术馆、剧院、不但“学校所影戏馆、博物、厕所、公墓，莫不是整个社会实施美育的重要环节。这实际将美育的提倡扩大成了另一种涵盖范围极光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作为其中重要一极的文学，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也应跳出孤立局限的单纯视角，而上升到更高层次。文化现象表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以概念为出发点的科学，一是以直观为出发点借助想象力的文学，后者是“一般艺术的总代表”，“可以说是宗教的替身而与科学平行的”。这种对文学作用的高扬，既反映了文学革命在思想文化中造成的影响巨大，更是“美育代宗教”说的具体化的合逻辑的发展。